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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而立:经济特区在变革中探索中国未来之路

 
  杨山山是一名在深圳打工的大学毕业生,月收入3000元。 如此低的收入使他无法在自己工作的福田区租房。 因此,他不得不每天花至少三个小时挤公交车,奔波于福田区和他居住的宝安区。

  福田区和宝安区均隶属于深圳市政府。然而, 两个区却有着天差地别:福田区,高楼林立、街道宽阔,充满现代气息;而宝安区,却拥挤、混乱不堪。

  25岁的杨山山说:“我想搬到福田区生活,因为那里的公共设施很完备。但是,宝安区这边的生活成本更低。”

  不过, 对无数像杨山山这样在深圳打工的人来说,过上经济而又舒适的生活将不再遥不可及。 今年7月1日, 由中央政府批准,深圳市将把深圳经济特区由原来的369 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市行政区域。这对发展相对落后的保安区、龙岗区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因为深圳市可以动用特区立法权, 对两地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更多的扶持和帮助。

  同一天,另一个中国上世纪80代改革开放的先驱城市——厦门市,也获得了中央政府批准,将其经济特区建设从原来的131平方公里扩大到1573平方公里,从而涵盖整个市区。

  深圳市人大常委副主任陈彪说, 深圳特区扩容并非只是地理范围的扩大,“它还显示出中央政府全力推进老经济特区建设,委以它们重任的意向。”

  陈彪指出,在过去的30年,虽然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仍处于过渡时期,仍面临不少问题。 以深圳为例, 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979年的1.96亿元升至2009年的8200亿元。

  尽管“深圳速度”式的增长模式已经激起国内许多城市竞相效仿, 但是,深圳面临着包括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在内的新的社会问题。

  比如,官员的腐败。2009年8月, 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因滥用职权、中饱私囊被免去领导职务。今年以来,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全球最大消费电子产品代工厂商——富士康科技集团龙华厂区12名青年职员相继跳楼自杀。

  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认为, 这两起事件足以证明单靠经济增长并不能确保一个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他说: “贫富差距扩大、腐败、地区发展不平衡以及公共服务缺乏等问题都亟需尽快解决。”

  “经济特区” 曾是“优惠政策” 的代名词。 当时,中央政府希望“ 特区”能够探索、积累经验,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1984年,在中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深圳、汕头、珠海以及厦门——的建设初见成效后,中国进一步开放了东部沿海的14个城市。 1990年,上海的“浦东新区” 被批准成为经济特区。到了1992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转向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中国内地34个城市被选为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的试点城市。

  在改革的最初阶段,经济增长往往是第一要务,许多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都要考虑优先服务经济发展。 “那时,政府官员往往扮演企业家的角色。一些诸如拍卖、转让土地使用权的突破性做法甚至都是违背当时《宪法》的。 改革浪潮巨大, 而无法抗拒,”郭万达说。

  继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以往那些只有试点城市和经济特区才享有的优惠政策现在已经惠及全国。 “虽然有关设立经济特区的必要性的争议此起彼伏, 但是国家改革的步伐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深圳市委党校副院长谭刚说。

  2005年后,国家又公布了一批改革“排头兵”,其中包括上海浦东高新技术区、天津滨海新区、成渝“城区统筹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以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 (长沙、株洲、湘潭) 城市群为主、突出环保型经济的中部新区,以及致力于整个新疆经济发展的喀什经济特区

  谭刚说:“与之前的试点城市和经济特区相比,这些新改革的排头兵以城市、省份或区域集合为基础。它们的使命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而面向更加复杂的社会领域。“开放”一词的涵义也由原来的吸引外资、经贸交流扩大到内吸的范畴,只在促进国内区域间更紧密的合作。”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认为新一批的改革先锋之间会存在更加激烈的竞争。作为中国最早的改革开放实验区,深圳特区今年迎来了它30岁的生日。王荣说深圳仍可以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为了建设一个与香港、新加坡不相上下的现代化国际都市,深圳市领导希望以它们为榜样,把深圳建成一个先进、民主、开放的城市。尽管详细的改革方案还处于讨论阶段,但是市政府的智囊团对深圳市未来的改革满怀期待。

  “如果有人想研究中国的未来,那么,他应该首先研究深圳模式,因为深圳所面临的问题在中国其他地方也会出现,”郭万达说。

  深圳当前的经济水平已经相当于中等发达经济体。去年,该市的人均GDP达1.3万美元。但是这个数字距高效、集约的经济增长还很远。深圳市的人口和面积均是香港的两倍,但官方数字显示人均GDP却仅是香港的一半。

  王荣说,深圳市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城市化或城市建设。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政府部门应该努力提升城市容量,提高土地、能源以及其它各种资源的有效利用率,否则中国将无法快速发展。

  同时,郭万达认为,政府部门应该通过扩大基层民主、鼓励提高公众责任感以及加大政务透明度来提升城市的生活舒适度。

  “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必然会使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迅速膨胀。等那天到来时,人们就会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希望更多地表达不同的个人见解,并且要求建设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今年8月,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访问时强调,创新依然是一个国家改革的“灵魂和生命。” 他说,“中国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更要推进政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既有成果也许会化为乌有,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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