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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新战略
中国特稿社

  中国正在推行一项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了确保该政治目标的成功,6月3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心议题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

  会议承诺,加大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因为农村税费改革后,地方财政税收减少了。会议同时还建议,建立农民负担监管机制

  中央政府高层的这次会议对保姆李媛媛来说,恐怕是过于深奥了。然而,这位体态丰满女子却坚信,“政府是在帮助我们农民。我们农民一年到头地忙,只能挣很少一点钱。”

  20岁的媛媛5年前从湖北襄阳来北京,在某部队干部家里做家庭服务员――做饭、洗衣服、打扫卫生,月工资800元。她说,以前在农村老家,全家5口人,靠种水稻和小麦为生,一年最多能赚10000元。“你看我在北京,一个人一年就能挣那么多。”

  为了帮助成千上万像李媛媛这样的农民过上好日子,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以缩小横亘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鸿沟。这个沟壑几乎已经把这个国家分割成了两部分:富庶的东部城市和贫困的西部农村。

  该战略意味着,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重心将从城市转移到农村。

  温家宝在人代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说,重新分配资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认为,这个战略计划是实事求是的、可操作的。“中央在农村地区做了广泛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才做出这个战略转移的决定。”

  “战略上的转移可以帮助农民增收。只有农民的收入有了实质性的增加,我们才可能扩大消费。事实上,国内消费问题已经阻碍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温铁军说。温教授是中国卓有成就的农村问题专家。

  今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社会学系开展了一项有关农民对“新农村”有何期待的调查。在综合了从全国10个“明星村”和10个普通村采集的940份有效问卷以及156个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调查结果显示,54.6 %的农民把增加收入” 放在首位,19.5%计划进城打工以增加收入。

  调查同时还发现,81.9 %的农民认为现在每年上缴的税费不算重。然而,由于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的价格不断上升,他们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尽管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总人口的一半至今仍然以种地为生,但在过去的10年里,工业化和城市化却成为了政府议事日程的重点。结果,温教授说,农村被甩在了城市发展的后面。

  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思路表明,政府将对农村给予其对城市一样的关注,并将利用科学技术,使农村经济发展得到复苏。温教授说,“农村的富裕将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河北省唐山市西杨家营村坚持以工业发展缩短城乡差距,农民

                       收入提高,人均收入达11800元。这是村办的奶牛厂。

  温家宝总理在他的工作报告中,用20个字描绘了未来新农村的景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

  “这个未来景象意味着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系统的、综合的政策,它表明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决心和新思路,” 温铁军说。

  不过,曾经在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做了17年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却认为,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新农村建设并不是新村建设,不是修建一些新公路、新房子、新厕所那样简单,” 这位农村发展的专家说。

  43岁的李昌平享有“中国最著名的乡党委书记”的声誉。2000年,他因给当时的总理朱镕基写了一封信,抱怨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而一举成名。但是此后不久,由于各种压力,李昌平辞去了乡党委书记的职务。他现在是慈善机构“国际乐施会(香港)” 的顾问。

  温铁军教授不同意李昌平的观点。在他看来,新农村建设的理念触及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它强调了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以及乡村社区的和谐建设。比如,发展绿色农业,既能为城市提供安全的食品,又能保证农村自身发展的持续性。

  其次,新农村战略强调,努力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农业经济问题相比,农村的社会问题显得更为严峻。由于缺乏社会救助,医疗保险等,一些农村居民因家人生病或孩子上大学而变得一贫如洗。“我们必须建立起比较符合农村实际的社会保障体制,才能解决这些问题,” 温教授说。

  此外,该战略设计出了终极目标:把农村建设成为一个人文和自然环境都令人喜悦、适宜人居的地方,不但能吸引传统的农村居民,而且还能吸引城里人。

  对于这个战略转移,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认为,这是1979年中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第二次农村变革”。

  27年前的那场改革,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两个巨大变化:一是收入增加,二是购买力增加。当时的国营企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于是,乡镇企业应运而生。

  80年代,农村发展的集中表现是工业化。农业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大量消耗在了农村工业化中。村办企业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力。农民在从事非农业工作时,又没离开农村。用当时的话来说,叫“离土不离乡”。村民只要在村办企业中投入了资金或技术,就可成为股东。大批农民企业家涌现出来。农民收入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从而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

  然而,只有小部分东部地区的乡村保持了发展势头。专家们认为,随着90年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部分农村的发展停滞了。

  今年,中央财政用于农民的支出将到达3397 亿元,比上年增加了14.2 % 。这些钱将主要投向小型水利设施、公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合作医疗、义务教育等农村社会事业。

  在过去20多年里,由于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较少,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据广州的《南方周末》报道,农村中小学校舍危房率高达6.6%, 这意味着100多万中小学生因校舍短缺不能就学。

  尽管政府花在农民身上的钱增加了,但是基数还是很低。潘维教授说,农村发展占整个中国预算的8.9%。这仅仅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也就是说,新增加的财政支出落实到人头,一个农民一年也就多了7块钱。农民还是脱不了贫。”

  他建议发展 “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帮助他们进入到一些能产生效益的领域。比如,销售、金融、超市等。”

  通过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可以更有效的与其他经济组织谈判,并建立稳固的契约关系。中国目前有30个试验性的农民合作社。

  社会服务体系在农村也还非常薄弱。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丁元竹教授说,“现代化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我们不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实现现代化。你不可能在每一个村子安排一个医生或一个老师。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素质,教会他们一些社会技能,以适应城市现代化。”

  其实,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农村新城市建设的问题。社会观察家宋晓军说,“多数的人,在多数情况下是靠希望或期待活着的。新农村就是关乎希望的。”

  “对政府而言,城市和农村都是自己的孩子。现在,政府号召富裕的城市人积极支援、帮助他们长期被忽略的农村弟妹们。这对广大农村来说,就是一个希望。”

  北京西城的一个蔬菜小贩非常赞同宋的观点。李秀丽说到自己那个村庄的生活,用了两个形容词:“枯燥、单调”。

  27岁的李秀丽2001年从内蒙古自治区的宁城来北京打工。在这之前,她还从未去过电影院。她说,“县城才有电影院。我家到县城有30多公里。北京多好,到处都是好玩的。超市啊,购物中心啊,电视节目啊,有的是可逛可看的。”

  然而,温铁军教授指出,国际经验证明,单纯的城市化并不能复兴农村。以日本的新农村建设为例。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当年花了两万亿日元,重新分配规划农村土地。结果,日本小农经济失去了竞争力,只能依靠政府越来越多的补贴生存。

  因此,一些人建议的耕地私有化并不是出路。“中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体制上的矛盾,即城乡分治,”丁元竹说。“而新农村建设的战略恰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把钥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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